关于中国早期文献的一个假设,秦简牍与秦人法制

目前已经发现的与中国早期文献有直接关系的三批战国楚简为郭店楚墓竹简,(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其中,郭店一号墓被鉴定为约公元前300年的墓葬。这三批竹简上文字的字体、风格与结构非常接近,因而,这三批战国竹简出土墓葬极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产物,但每批内容之间有一些差异。郭店楚简的内容以哲学为主;上博楚简的内容则更为多样,其中既包括哲学,也包括历史、诗歌;目前,清华简还处于陆续出版阶段,但就已发表的内容来看,包括《尚书》以及与《尚书》相类似的大量历史著作,还有新近出版的《系年》。目前发现的大多数楚简虽然是前所未见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和现存古典文献有密切的关系。

内容摘要:现在秦律令方面的简牍资料应该说非常丰富,也非常有趣。里耶秦简以行政文书为主,也有大量律令及其被执行的记录,现在只发表一万七千枚中的两千多枚,今后还将继续发表。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出土竹简文本常常很短,类似于章或篇,而非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多篇章长篇文献。这种以短篇占绝对优势的情形,也许是墓主亲属选择并请人抄录了长篇著作中的部分,以代表全文陪葬的结果。然而,这些篇章被抄录到竹简上的方式使得这种解释未必能成立。每个墓葬里的竹简的书法风格不一,显然是经过几个人抄录。因而,它们更有可能被理解为被墓葬主人生前出于对它们的喜爱而收集起来的,而非以陪葬为目的找专人抄录的书籍节本。此外,每组捆在一起的竹简之间也常常没有明显的关系。如果它们是从长文本中摘抄出来的,那么每组竹简应该和原书的篇章对应,但出土竹简平常没有此种关系。

关键词:简牍;秦简;律令;文书;竹简

尽管当今流传的早期中国古代文献以多章节、长篇为主,但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们都由一些零星和片段的文字组成。这些组成部分被归到同一个文体或者被放在某个思想家名下,因而建立起联系。此外,构成这些长篇文本的各部分之间,往往缺少清晰的逻辑联系。而且,长篇文献的组成部分之间缺少相互引述,似乎某一片段的作者不知道其他篇章的存在。这一切都表明,这些流传已久的文献,当初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创作,而是被后人收集、整理的结果。因而,根据近来发现的战国竹简文献的状况,我认为,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早期文献的性质和发展脉络。接下来,我将基于近期出土的战国楚简,而非汉代流传下来的文献,提出一个假设。这些用于书写以及传播的物质材料例如牍、册以及帛书,对于阐明我的推论来说,显得尤其重要。此外,由于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初步的观点,所以,它难免笼统和粗糙,但我希望这一问题的提出,能够激发大家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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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假设是:中国早期文献最初以短章的方式流传,当时最普遍的传播媒介是木、竹质的简、牍和竹、木质简册。就牍而言,虽然由于其大小不一,会使得它们所能够容纳的内容也不等,但无论如何,这种传播媒介的空间还是有限的。竹简是古代文献传播最常见的物质媒介。竹简书不一定长,但竹简的延伸性,使得它们有可能容纳更多内容。但同时,竹简的物质材料使得一组竹简的数量受到限制。丝帛比较轻,因此,如果将之制成成卷,则有可能在上面抄录很多的文字。

  现在秦律令方面的简牍资料应该说非常丰富,也非常有趣。这种丰富和有趣在未来几年还可能大大扩展。岳麓秦简法律类文献将陆续出版。里耶秦简以行政文书为主,也有大量律令及其被执行的记录,现在只发表一万七千枚中的两千多枚,今后还将继续发表。睡虎地汉律也将刊布。这些资料的发表,将大大推进秦和汉代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的研究。

我们对“牍”的早期历史尚不清楚。甲骨文表明,竹简应用于商代。例如,甲骨文中的“典”这一字形,显示了两只手握着竹简,有的字形下面有代表祭坛的形象(示),有的有口形符号,可能代表用口读:

  简牍与秦简牍

甲骨文中的“典”显示出当时人们对于祖先的书面呼吁,请求帮助或解除某个咒语。目前,我们尚不能断定,商人是否在祭祀以外的场合运用竹简书写跟祭祀无关的内容。

  中国先秦到东晋,简牍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商周甲金,东晋纸,唐代雕版,宋活字,晚清西方印刷术,近年电子书)。

根据西周青铜器上的册命书,我们可以断定,周王发表的讲话,先被记录在竹简上。因为这一委任,会在庆典仪式上由一位官员,而非周王本人宣读,所以,他们必须事先准备讲稿,并在宫廷备案,同时也抄录一份呈给被任命的官员。正如我近期指出的(见《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0日),这些官员在仪式上的讲话文稿,可以被视为中国最初的文献样式。甚至,这些任命书的文稿,便可称为书。其中,有些是真正出自西周的文本,这种宣告的简册或许最初被西周王室或诸侯的宫廷收藏,但同时也因为赠送给官员,而被独立传播。

  从先秦到东晋,简牍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东晋以后,纸渐渐流行开来。东晋末年,朝廷用法令规定,凡是用简的文书都要用纸来书写。在这之后,书写的主要载体变成纸。一般说东汉蔡伦造纸,现在也有人说秦代就有纸。但早期的纸质量不够好,不便书写,在其后几百年间并没有取代简牍。在秦、西汉、东汉、西晋到东晋,主要的书写载体还是简。在更早的商周时期,通常认为是甲骨文、金文流行,那个时候有没有简牍还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现在看,仰韶文化的彩陶画,就是毛笔蘸着颜料绘成。当时按说就具有简牍的书写条件。但比较有把握的是,简牍的书写大概在西周。《诗·小雅·出车》中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意思是“哪个在外面征战的人不思念家乡呢,是因为敬畏这个军令”。“简书”就是简牍文书。这是西周时使用简牍的直接证据。但是从考古学角度看到的简牍实物比较晚,现在最早是在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在战国早中期之交。

威尼斯官网,在春秋后期或战国时代,人们开始将同类文本进行归纳收集,其中包括《诗》、《书》、《礼》,门徒们也开始记录他们导师的言辞。这些收集起来的文本开始传播,特别是同一导师的门徒之间,并被聚集为规模更大的文集。这类的文集不一定有顺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内容往往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我这么说是为了说明,有文集以后,更短的文集和单篇文章还同时流传,这些文本也被组合起来进行传播,也可能经过添加、删减或修订。而不同的人对于文本的收集与组合也不尽相同。例如,孔子的《书》和墨子的《先王之书》既有相互重合的地方,但又显示出差异。

  简牍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专业领域对简牍名目有非常细致、甚至很有争议的界说,我们暂且不谈。一般来说,我们把狭长形的竹片叫做“简”,比较宽厚一些的木片叫做“牍”,进而用“简牍”指称那些在战国秦汉时期书写在竹片木片上的文献。虽然说“简牍”,但在秦代其实用简比较少,用牍比较多。以前以为用竹简还是木牍,大概因各地的地理条件而异,南方多用竹子,北方缺竹子就多用牍。现在发现这个判断并不正确。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就是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县城,在一个古井里发现三万多片简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牍。后来又发现秦的一些律令规定,什么样的文书需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来书写,其中说的都是牍。在秦简牍中,“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名称也还没有发现,却常常看到在牍的上面写明它就是“牍”的实例。

这里,我们必须牢记,汉代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学术环境和战国时代有很大差异。我们所知的先秦文献酝酿和传播的战国时期,有着极其活跃的学术氛围。那时的学术范围超越了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国界。的确,在近年对于楚简的发现显示,战国时期的传播和学术活动之广泛与程度之活跃,远远超出我们以前的想象。那时不仅出现了不同哲学学派之间的竞争,而且在同一学派中,也出现了弟子之间对主流地位的争夺。这种情形和汉代的皇廷指派博士重建五经及统一修订文献版本的情况大相径庭。事实上,战国时期由于各国文字不同,诸侯各自为政,根本没有统一文献版本的条件和手段。

  有则材料就是这样。里耶8-1517一面写道:“丗五年三月庚寅朔辛亥,仓衔敢言之:疏书吏、徒上事尉府者牍北(背)……”另一面分三行记写“令佐温”和两位更戍士兵的身份和名字。“仓”是迁陵县管理粮食的官署,“衔”是“仓”长官的名字(秦汉时县乡和一些官署中第一长官的职名往往省略)。“北”和“背”字相通。古人把打败仗叫“败北”。打仗时一般面向敌人,因为恐惧背对敌人逃跑,这个“北”就是“背”。“疏书”是指分条(行)书写,“牍北(背)”显然就是指这件文书的另一面,“吏徒”是在另一面记写的三位军人。“吏徒”曾见于云梦睡虎地秦律,整理小组以为是“吏和徒隶”(《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第156页)。把文书两面的内容对照,可以知道其实是指军官和士兵。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牍北(背)”。既然文书的另一面称“牍北(背)”,书写文书的东西当然就是“牍”。这就是“牍”自称为“牍”的有力证据。现在还不清楚的是,“牍”的正面与背面,是概念上的东西还是物理上的东西。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在制作牍的时候就已经规定了正面和背面呢?还是在书写时随机把主要书写面当作正面而把另一面当作背面?这还有待考证。

因此,形成我们目前所知的长文本的关键,不仅是在较长的丝帛上抄录连缀了一定数量的短篇文献,而且政局的统一也是另一个必要条件,这二者缺一不可。在长的帛卷上抄录文献的过程,不但为那些先前流传的短篇文献的排列提供了明晰的顺序,同时也为之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范围。中国丝绸的编织始于新石器时代,但何时被用作书写材料,则无从考证。而且,丝绸的运用,不一定意味着长篇文献的产生。例如,“楚帛书”出土于长沙子弹库,大约与上文提到的楚简同一时期。它并不是很长的丝卷。其长度为47厘米,宽度为38厘米,上面书写了不到一千个字。不过,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推断:战国时期即使不像竹简那样被普遍使用,长的帛卷也会被用于书写。其上的内容由记录在竹简上的短篇文献组合而成。然而,在秦朝焚书以后,为了统一各国文字,汉代必须用隶书将所有文献统一抄录,并将特定篇幅的文献组合、抄录成帛卷上的“今文”文稿。这一过程使得它们具有了特定的秩序和内容,且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古代文献。

  对于秦简牍,其实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在《秦简牍合集》“序言”里,我尝试给出一个定义,即是指“战国晚期至秦代埋藏于秦地的简牍资料”(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一卷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1页)战国晚期,各个国家领土一直在变化,所以这个定义看起来好像不明晰,实际上反而会少一些问题。

这个推断的价值之一在于,它有助于解释自汉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文献传统的真伪问题。此外,即使书写于帛卷上的版本在汉代变得明晰以后,仍然有简短的“古文”竹书和早期丝帛稿本流传,并被收藏于皇家图书馆。以上假设说明,这种松散的古文文献,来自于学术气氛宽松活跃的战国时期。它们既是中国文献的最初形态,也是汉代新订隶书文本的来源。

  有意思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秦简牍比较偏前,除了战国中晚期的楚简之外,就是秦简;但是就发现来说,秦简反而在最后。上个世纪初,西北地区发现的简牍,属于汉晋简。上个世纪的50年代,在长沙的考古发掘中,又首次发现楚简。而秦简的首次发现,迟至1975年底,并且当时还受到怀疑。李学勤先生1988年为日本学者堀毅著作所写的序中,有一段读起来令人百感交集:“记得在我们第一次看到刚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竹简照片时,大家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竹简保存完好,字迹明晰如新,特别是内容的新奇丰富,无不令人惊异。有些学者还打赌,以为从字体看属于较晚的汉代。我在1976年初到达云梦现场,仔细检视出土器物和全部竹简,才放心确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梦想不到的秦代简策,其内容主要是秦律。”([日]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李学勤序第2页)像李学勤先生这样的大家,都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令人惊异”来描述这一发现。

  第一次发现秦简的墓葬是睡虎地11号秦墓(左图)。墓主可能叫喜,在随葬竹简《编年记》(我们认为应该叫“葉书”即“世书”)有记载。他的头部枕着竹简,背后靠着竹简,脚下还是竹简。

  秦简牍发现比较晚,但是后来居上,到目前已经发现12批,超过两万三千枚。刚才说里耶古城发现的秦简三万多片。其中有的没有字迹,真正可以确认字迹的是一万七千枚。在内容方面有官文书、律令及司法案例、日书、算术书等各种书籍、私人信函和质日。简牍同时具备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了解秦国、秦代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制度的珍贵资料,在两千年后再现当时的芸芸众生、世间百态。

  刚刚说的12批中,最早的就是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简牍,然后是1980年出土的四川青川郝家坪木牍。1986年出土简牍的天水放马滩在甘肃,这是最靠北的秦简出土地点。随后是江陵岳山、云梦龙岗、江陵王家台、沙市周家台,都在湖北。2002年里耶古井出土大批秦简牍之后,2005年里耶古城的城壕中,又出了几十枚户版(户口登记簿)。2007年和2010年入藏的两批简牍,都是被盗掘之后流散到香港,再被湖南大学、北京大学收藏。最新的发现是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的多个古井发现战国楚简、秦简、汉简和晋简。兔子山秦简的详细情况目前不清楚,但其中一件很著名的文书已经被广泛讨论,这就是秦二世诏令。二世自称始皇去世后他承受遗命继位,与民更始等等。这种自述,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胡亥通过阴谋上台是不一样的。

  除了秦简以外,一部分汉简实质上也是秦简。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奏谳书,有22

  个案例,其中4个案例属于汉人转抄的秦案卷。作为官员执法的参考,秦代就在传抄这类文献,到了汉代进一步传抄,最后随葬到墓中。这是汉人直接传抄的秦代文献。还有间接传抄的。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对照睡虎地秦律,特别是对照最近几年陆续披露的岳麓书院秦简律令(主要是秦始皇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抄录的文献,比睡虎地秦简更靠近汉代),可见《二年律令》大部分是沿用秦律,有的是直接援用,有的稍加修改。《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初的这些律令文书,大概很多与此有关。在这个角度,不妨说汉初律令的版权,其实属于秦人。

  12批秦简牍中,半数左右有法律类文献,睡虎地M11、郝家坪、龙岗、王家台、里耶、岳麓。兔子山二世诏书,也与法律有关。从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秦用法家治国。秦统一后,采用李斯建议,实行挟书律,禁止民间收藏诗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丞相李斯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杂”是共同的意思。“悉诣守、尉杂烧之”,是要太守、郡尉同时在场督办,保证挟书律彻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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