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铭书

那是在公元1964年,正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时代的时候,我和邓小群搭伴管生产队的财务。我是会计,他是出纳。我们两个是发小的好友,我们俩能得到这个肥差,是有原因的,小群是大队邓书记的儿子,我姐姐又嫁给了生产队长王福。我们俩都不用下地干活,除了月底和年底忙活几天,一年里,基本上就是呆着。冬天,队址的小屋挺暖和的,我们俩在屋里聊天,说笑话,那叫一个滋润!
  
我们的肥差,让不少社员看着眼红,也有人说起了怪话:“一个生产队拢共30多户人家,就养着十来个闲人,社员的日子好过才怪了呢?”这分明是冲着我们俩来的。我们俩听着心里虽说挺不舒服的,也合乎实际。一年里最挠头的,就是在年终分红的时候。面对着辛苦一年的收益,社员们怎不眼红?自打人民公社成立,每到分红之日,正是社员们相互掐架之时。那时,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刨除口粮款,社员很少能够见到钱毛。说是分红,大多数社员都欠着钱,大多数人家只能分一个窟窿。社员辛苦一年,还要还不上生产队的口粮钱,谁的心里不憋闷?社员们没钱就拖欠着。他们心里有谱:“要钱没有,要命有几条。”我们两个管工分,管钱的也没办法。生产队里的账面上,一连串的赤字,年年飘红。这就是人民公社(当时的)现状。
  
那一年,中央忽然掀起了一场“四清”运动,公社派来了工作队直接查帐,到年终时,会计、出纳都要加班加点,把账面想方设法搞平衡。欠生产队里的钱,社员砸锅卖铁也得还上。那时农家从哪里找钱。一是靠母鸡下蛋,一是养几只羊,还有院子里种的小葱、萝卜。为了还上帐,好多人家把鸡和羊都卖了。到那一年的腊月二十八,账面才基本上平了。我和小群长舒了一口气。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眨巴着干涩的眼睛,继续对帐。仔细查看着哪个家伙还敢欠着生产队里的款。除夕要到了,工作组要来查帐呀!
  
小群是一个很细心的小子,他看着账本突然皱起了眉头。他用瘦溜溜的手指头点着账本上面的一个人名儿递给我说:“你看看,麻烦了!”。我睁开惺忪的眼睛拿过账本一看,猛然看见在社员马武的名下,欠着生产队口粮款60元钱。此时,小群挠着头皮对我说:“赶上他真的不好办,他拿什么还钱?”我试探地问小群:“能不能让你老爹,想个法子,给他申请个困难补助,让大队把这钱给出了?文柱听罢直摇头:对我说:“现在正搞四清运动,我爹弄不好就要挨整,他是不会答应的。再说,他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让大队给补钱,社员们还不炸了锅!”我只得说:“那我们也真的没辙,只有看队长的能耐了。
  在村里,马武是出了名的刺儿头。不只我们俩对他发怵?队长对他也是没辙。大跃进那年,他到县里武装部培训了一阵子。有一定的功夫,加上身大力粗,经常在村里发横。谁惹了他,就等着让他收拾吧,拳脚相加,谁碰上都够人喝一壶的。于是,人们背后就给他起个外号:“混横”!。他三十大几了还没娶上媳妇。知道他的狗脾气,那个姑娘愿意跟着他过日子呀!他说过“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是贫雇农,我怕谁?。社员外出挖河,他以腿疼为由硬是不去,队长王福说:“你不去可就挣不上工分。他说:”爱咋咋地,共产党不会让我饿死!“一句话,噎的王福干瞪眼。队长也就“粪叉子改挠钩—-弯回去了”!我们俩看看账,他的工分年不够口粮钱,如今搞”四清“,谁也不敢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工作队在村里盯着,错一点,都要有人挨整。我们俩无奈,只好找到队长王福。王福说:“我去找他,他不交,工作队不会轻饶他。也该煞煞他的威风了。于是就兴冲冲,急火火地找他要钱去了。
  
当时马武正与几个小青年打扑克。屡战屡败的火气正没处发泄。一听队长向他要钱,登时把手里扑克牌往桌上一摔,腾地站了起来,一双贼亮的牛眼死盯着王福:“谁说我欠钱?我腿受伤了,那是工伤,要计算工分的。你懂个屁!”王福知道这小子准不认帐。就赶紧将手里的账本递与他。马武接过账本。看也不看,一下子甩得老远。接着就破口大骂了:“以后哪个狗日的找我的麻烦,我就废了他!不信就试试!”队长在这位“立地太岁”面前,显得很尴尬。再看看周围的围观的社员。他不能显得太怂。一边和他理论,一边要拉他到大队见工作队。这马武可是受过训练的,他横眉立眼,挥动老拳,一拳捶到王福的胸口上,王福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上,几个人上前把他拉起来,他掸掸身上的泥土,壮着胆子喊了几句:“我治不了你,你耍混,我这队长不干了,不跟你这样的混蛋惹气!”说完,就灰头土脸地到大队部去了。
  
村书记邓光听了他的汇报,也不敢惹自己一身骚,只是劝王福说:“对这号人你别跟他较真,我想工作队的周队长会有办法的。”王福心里憋气,当着工作队长的面,就宣布:整不倒这小子,我就撂挑子不干了。书记和周队长也没挽留。他就气哼哼地走了。
  
队长王福败下阵来了。村书记只有依靠周队长这棵大树了,我们俩也渴盼着有人出面解决欠帐问题,才能过上一个旧历年。果然,小群的老爹邓书记来找我们了:“你们俩小子别着急了。工作队周队长有办法解决了。”我们俩好高兴,也好奇怪。一个来到村里不久的人,能解决这个难题吗?他们能把马武抓起来吗?书记笑了一下,说:“工作队长给你们写个纸条,你们看看吧!”我看了一下,陡然欣喜。交给小群,他立即“啪”地拍了一下桌子,乐不可支地说:“高哇,实在地高,咱们就照帖办事吧!”
  那张纸条是这样写的:“在今年县里武装部民兵训练中,马武荣立二等功一次,县委决定村里给予100个工分的奖励。折合人民币60元,特此通知照办。”
  纸条上还盖着大红的印章,谁也说不出什么?马武的欠帐就这样解决了。我和小群的心里也就踏实多了。
  
过了两年,“文革”就开始了,有人揭发当时的县委干部周队长造假,原来马武立功根本是子虚乌有。在那个时代,冒用党的名义,就是对党组织的亵渎,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直到文革结束,当年的周队长又当上了县委副书记,据说,他曾对部下说过:“在那个极左的时代,干工作真难!我当时不这么做,该怎么办呢?

  《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2006年第7期  通俗文学-怀旧小说

  老光棍儿刘老孬,是当时公社书记的侄子,在生产队里看果园,已经看了好多年了。那时,看果园是个美差,人人都羡慕得眼珠子红。但最近两天,刘老孬却死活也不愿去了,说是闹鬼。不光刘老孬,村里还有一些人说是见过那鬼。生产队长老段当然不信,白天把刘老孬骂了个狗血喷头,晚上偷偷钻进果园里去查看。

  时候正是夏季,满园子都飘溢着醉人的香甜气息。天上还有半个月亮。老段分开被果子压得低垂的枝条,很小心地在里面走,眼睛警觉地扫视着四周,脚下的腐叶沙沙作响。正走着,突然从前面一棵树上跃下一个黑色的影子,落在了地上,类似于一个小矮人,约一米高,没有脖子,顶上稍有头的形状。那黑影在地上皮球似地连翻了几个滚儿,闪到另一棵树后,倏忽之间,就消失不见了。老段本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天不怕地不怕,这时也不由叫了一声:“我的亲娘哎!”一屁股瘫在了地上。老段好不容易才将丢掉的三魂六魄收集一点回来,跌跌撞撞逃出果园,往村子的方向走,一身都是冷汗。离村子还有老远,是生产队的牛屋。老段看到牛屋里还亮着煤油灯,就向前拍门;“老周老周,快开门!”老周正歪在床头看书,起来开门,看是队长,怯怯地问:“这都半夜了,不会又是加班车水吧?”老段:“不车水不车水。今天真他奶奶邪门儿,撞见鬼了,腿软得走不动,快讨根烟抽。我烟袋跑丢了。”进屋就找凉水,端起舀子,“咕咚咕咚”灌了一长气。

  第二日,老段召开社员大会,研究看果园的事。老段将工分值涨到了每天十五个,(那时一个棒劳力的最高工分值是每天十个),还是没有哪个人敢应。果园是村里的小银行,全队的零用钱都指着它呢,总不能砍了吧?老段骂骂唧唧一阵,最后将目光定在了老周身上。老周赶紧把眼睛躲开。

  老段:“老周你别躲,就你了!”

  蹲着的一大片社员马上拍起了巴掌。

  老周往人影里缩了缩:“我不去,我也怕。”

  老段瞪起一对牛眼:“你这个老周,真是不识好歹!这么轻闲的差事,是高看你哩。再说,你庄稼活啥都不懂,只会喂个牛,你不去谁去!是不是想让大伙再斗你一场,帮你开开窍?”

  一说要斗,老周耷拉下脑袋,只得认了。老周是戴帽的右派,从省城下放到村里来改造的,黑天喂牛,白天混在老娘们堆里干一些最简单的活儿,运动来了还要被拉出去斗上一斗,是生产队最没地位的人。

  老周无奈,就从牛屋里,将铺盖卷儿搬到了果园里,专司夜间巡守一职。白天自有生产队的人在里面干活,不用老周问事。

  自打出了闹鬼这事,远近的村民再没人敢觊觎果园子,年年获得大丰收。老周护园有功,村民也不好意思再斗他。就这样,老周在果园里一直稳稳呆了八年,直到1977年落实政策,才重新返城。

  最近,老周要退休了,打算应出版社之邀写回忆录,我这个昔日的学生去看望他,就给我讲述了如上二十多年前的旧事。

  老周伸开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大幅度地晃动着,无限感叹地说:“八年哪八年!等于又打了一次小鬼子。”

  我不由产生了疑问:“那年头,副业不是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吗?哪里还会有果园子?”

  老周:“那个村子,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山高皇帝远,运动波及得不是太厉害,果园就才得以侥幸留存下来。”

  “您一向是一个在道德上追求完美的人,为什么当年要扮鬼吓人呢?”

威尼斯官网,  老周:“一开始,我也没想到要吓人。刚下放那阵儿,我三十多岁,正是能吃的年龄,但生产队的口粮特别少,每天饿得打晃,终于有一天,肚子问题打败了原则问题,乘着月黑风高,就潜进了果园。去了几次以后,发现村里好多人都在偷,也就心安理得了。那时大家都吃不饱。说到装鬼,是被逼出来的,很偶然的事。一次进了果园,被看园子的刘老孬发现了,挥着大棒子向我冲来,情急之下,我就将偷苹果的那个破麻袋片套在身上,眼睛正好可以从破洞里望出来,然后屈起两条腿,装扮个矬子模样,俯在地上一滚,一下就把刘老孬吓跑了。那天夜里,还有几个偷果子的同村的人,从一旁也看到了当时的情形,全吓得一哄而散。从此就传开了果园闹鬼的说法。”

  “怎么那次就遇上队长了呢?”

  老周不好意思地笑了:“那时饿得快,一次又不敢偷太多,牛屋里没地方藏,所以就经常去偷,队长老段去蹲守,当然就遇上了。起先我不知是他,等叫出声来,才知是老段。我知道他回村要经过牛屋,就赶紧在他头里跑了回来。后来让我去看园子,我还假意委屈了一下,其实心里正乐呢。”

  此时我似乎明白了一件事:“哦,前不久,您以个人的名义,给那个村子的小学送了十台电脑和一批图书,是不是说明,您对过去的那种行为产生了忏悔?”

  老周沉思了一下:“潜意识里,有一点呢。那个小村的人淳朴极了,后来猜出了一点实情,也不说破,让我在那里度过了八年稳定的生活。那时,我白天不用干活,可以任意做自己的事,晚上呢,也基本用不着查夜,都知闹鬼,谁还敢来偷呀。所以那八年时间,是小村人送给我的。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两部书稿,就是那个期间写出来的。可以说,我今天的事业,是小村人帮我完成的。”

  我又多问了一句题外话:“周教授,依您看,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呢?”

  老周哈哈大笑:“说有也有,人的肚皮里面藏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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